读余秋雨《关于友情》的断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的，又是儿时的好伙伴，突然的来临，那一份欣喜，那一份欢快，往往是难以言状的。于是交杯推盏以杜康，娓娓叙之以云雾或芳香扑面的雀巢。留下他日再次相逢的企盼，加之告别离去一刻的愁绪。然而，身边的朋友又如何？是否也是交杯推盏？娓娓叙之还芳香？呜呼！恐怕是习惯日常繁琐的抬头不见低首见，恐怕是寻常不异的“废话少说”！哪有那份欣喜和欢快！不都是朋友吗？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竟产生如此的差异？就不知道“远香近臭”能否用在这里了。
——朋友，如果是本义上的朋友，应该是一种极可贵的资源！时至当下“资源”的匮乏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说是如果有五万元的闲钱，用来做什么？看了十几页的回复，尽都是什么旅游，苹果4S，再如楼市、黄金之类。说的是工作后收入的支配，都只是在消费层面转来转去。且不说在精神层面的进修，智力上的开拓，连对于初入社会的青年来说，亟需拓展的社会交往面，几乎意识不到，人际资源的开拓，人际交往平台的构建对一青年人的发展是那么重要，这也就难怪出现小学的同学忘了，中学的同学不来往了，大学的同学信息皆无，即使到工作单位也仅仅是同事，换一个单位就不“同”了，还朋友？
——友情维系之难让余秋雨先生肝肠寸断，或崩塌或伤害或卖友。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淡忘了，不来往了没音信了。好似兄弟般的朋友仅仅是一句话就割袍断义，甚至同甘共苦的朋友反目成仇。这就难怪余秋雨先生的感叹或伤感了。实际上朋友相交唯“诚”一字，以“诚”出发难也不难了。时下的艰辛，无意的伤害，皆不能破坏这份友情。“诚”的重要不仅表现在朋友的相处上。古人云“诚意才能正心，正心才能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而后平天下”。不以诚待人如何有朋友。总不见偷鸡摸狗之徒有朋友，谁敢跟鸡鸣狗盗之徒交友？
——朋友还高山流水？在时下只能是一种憧憬了！时代变了，古时的两肋插刀，战场上的生死与共，六七十年代的摸爬滚打，然而到今天朋友的界定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爬一个好汉坡便成了“驴友”，打一圈麻将便是“麻友”，网上连男女都分不清就那么说了几句废话也成了“网友”。举不胜举，还高山流水？有那份“知己”的境界吗？认钱不认人连六亲都不认，能“高山”么？都玩当面笑哈哈背后捅一刀的伎俩能“流水”吗？最可笑的还有红颜知己蓝颜知己一说。本义应该是重在“知己”上，红、蓝是修饰，可现实中没有“知己”，只有“红颜”“蓝颜”了。
——朋友不是熟人更不是认得的人，朋友可以相托，且不说那份生死相托，就是那份信赖也不是熟人所能具备的。朋友成了“熟人”的代名词，这也算是朋友一词的异化。市场经济下的熟人效益催生了“朋友”的变异，真正的朋友是不讲功利的。熟人讲功利，“熟人好办事”区别分明，动辄就是这是我朋友那是我朋友，实际就是熟人。鲁迅先生都感叹，得一知己足矣！更遑论吾等平平庸庸之辈。所以余秋雨说友情被“有所求”破坏了，是有其度量依据的。朋友相濡以沫何以有功利的色彩。
——时下“友情”的稀缺引发了余秋雨先生的关注，多处的感叹，不同层面的分析，处处呈现余秋雨先生对友情的呵护。笔者读罢倒是另有所思。维系友情也罢，不伤害友情也罢，珍惜友情也罢，都先得有这个“情”，连这个“情”都没有，维系，珍惜甚至是伤害也无存在的意义。那么重视友情——朋友之间的情意，就成了先决条件。去同一个时髦的拜金主义者，视金钱为第一甚至唯一的人，讲什么“友情”，无异于对牛弹琴。先做一个重生活，重情意的善良的人，以己之诚对人，与同样重情重义重生活的人共同呵护这稀缺的友情，否则想寻求友情无异于缘木求鱼，那美好的“友情”也只存在于梦想之中，便有“水中月”“镜中花”之叹！
——这就一读书感想，想到哪写到哪，没有言语的解构，没有文章的构架，纯粹一感想！
冯丽霞
2012年春
读《十万进士》有感
读高中的时候,兴许是老师的推荐,也可能是书本的教谕,反正那时候突然想到要去看看余秋雨的作品,于是兴冲冲跑到校门口卖书的车架子边,问有没有自己仅知的余秋雨的集子《文化苦旅》，印象中当时那部书是很出名的，也正因如此我并未能如愿，但却偶然的发现了一部余秋雨的散文精选集，也正是这本书让我对余秋雨的了解从耳闻随着书本一页一页的翻进心里。
依然记得那忙碌的学习生活之余独自一人捧书细品的场景，仿佛曾随余秋雨一起远涉敦煌飞沙，一起朝圣灵庙古刹，一起攀登那巍峨的喜马拉雅，一起感受威尼斯河道的纵横交叉；也仿佛穿越千古，见证那金科皇榜，摩挲那灵窟壁画，叹息动乱十年的是非真假。正是这些使我在高中时期有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嗟叹和领悟，而今重新拿起余秋雨，再度回味那久违的文字，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这里仅就《山居笔记》中的《十万进士》一文谈一点感受。
产生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持续了上千年之久，曾为中国历届政权输送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它已经与中华文化融合的无法剥离，如今对于它的评价也各有千秋。科举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缔造者，也曾被认为流毒无穷，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罪魁祸首。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曾对它作过形象的比喻，“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的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佚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度险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混浊了。”的确，科举制度曾经给中国带来很多益处，首先它改善了用人制度，基本上取代了依靠血缘关系和宗族地位的世袭制和九品中正制，它的出现曾为中国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它的价值也曾让接触科举制的外国人赞叹不已而纷纷效仿，现如今国内热门的“雅思”“托福”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正是科举考试的衍生物。其次，科举制度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试想想，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产生过十万进士，而考上进士并不容易，更多的读书人淹没于书海，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但是他们的淹没并没有令后来者望而却步，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也在他们的功名仕途上被裹挟着前行。
一个再完善的制度,当它延续了一千多年之后,恐怕也不可能顺应时事了。科举制它并非古董，并非年代越久远就越有价值；它也不是酒，并非窖藏越久越醇香。但显然我们的很多先人并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像守护着自己的金子一样牢牢的守着科举制度，终于伴随着它一起深埋于地下。我曾深思，为什么曾经如此的辉煌的科举制度会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余秋雨的话让我找到了追寻已久的答案，科举的辉煌与没落一如中举的荣耀与落榜的辛酸，它虽然给过很多人辉煌的前程，但它却给了更多人以希望将近时的绝望。“更多的人落榜，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随着科举的发展暗滋蔓长，就像中国古代社会身上的肿瘤，逐渐膨胀，终于结束了它的生命。因为社会为士子们打造了一条“黄金大道”，它是如此的诱人，而且独此一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让他们背井离乡，割舍了人间亲情，使得多少闺中少妇登台悲吟延续千年的绝唱“悔教夫婿觅封侯”。那些没有中榜的广大士子们在悲伤之余，自然会发发牢骚、吐吐怨言，也就造就了一群独特的群体——“隐士”，他们“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我认为，何尝不是在儒家思想及科举功名氛围的感染下，表现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不平衡的说辞。
古代的科举和现代高考制度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它们都需要经过考试，尽管考试内容大不相同，但经过考试进行选拔的方式是一样的，而且它们都被世俗认为一旦成功就将会出人头地。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在考上大学就一定意味着能有前途吗？一个个考试机器，在应考作答时轻松自然、神色自若，但是否真的具有分析事理的组织能力呢？是否真的具有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实社会中生存立足的能力？这些问题高考分数都不能给我们答案。作为一个教育者，面对这些问题，不得不深思，难道我们的教育体制就没有可取之处吗？真的像科举八股一样只能塑造“百无一用”的书生吗？我曾多次听到别人在议论如今的读书人还不如商人，大学毕业的都是打工的，而中途辍学的反到都是BOSS。乍看起来好像的确很多这种情况，但是人们却忽略了，真正的大企业家大都是高学历、高文凭的，他们是以文化造就品牌的，企业需要交际手腕但不仅仅依靠交际手腕，品牌的基础是文化。可见当下的教育体制虽然有些弊端，但我们不可一概否定，我们要做的不是妄口批评，而要多想想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把我们的教育做的更好。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当然需要学业上的状元，但同时也可以进行全方面的素质培养。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悲剧一代代延续，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们去选择更多更合适的道路。
文化，影响古今，充斥在你我之中，由儒家思想所衍生的科举制度，尽管废除已过百年之久，但千年来所诞生的思想依然深植在众人心中无法抹去，我们的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范卫平
